近日，工信部的苗圩部长明确表示，2020年将大规模投入到SA的5G网络建设上。这代表着，当其他国家都选择以NSA组网，再过渡到SA的时候，我国坚定地选择了SA独立组网，打出了一手差异化竞争的牌。

众所周知，5G作为一个高速度、高带宽、低时延的信息联接技术，其意义绝非表面看来那么简单。尤其是对于中国的新兴科技产业，5G更是意义重大。比如目前大火的汽车自动驾驶，又比如旷视科技专注的安防板块，乃至于极链科技提出的视联网模式，无不为5G的发展而震动。事实上，5G意义早已不仅仅归属于行业本身，甚至成为了赋能生产力的关键因素。

在过去的数十年间，中国已经经历过1G、2G的空白、3G的跟随和4G的同步。1G、2G先后由美国、欧洲主导。欧美商业化之时，中国技术几乎空白，只能遥遥相望。2000年，3G标准正式公布，中国提交的TD－SCDMA成为三大国际标准之一。在商业化上，虽然中国比欧美晚了8年，但已经能够紧随其后。4G时代，中国不仅主导了TD－LTE成为国际主流标准，还建成了全球最大的4G网络，实现了与世界同行。

如今来到5G的赛道上，中国自然拿出了所有力量，以史无前例的参与度投入到这场变革中。有机构数据显示，截至2019年3月份，中国在5G通信所需的必要专利申请数量中占比达到34％，是现有4G标准的1．5倍以上，稳登全球第一的称号。而韩国则排行第二，占25％，美国、芬兰第三，占14％，瑞典占了8％，日本占了5％，其他国家的占比都低于1％。除此之外，中国企业在5G在局部核心技术上也已处于世界前列。比如，2016年，华为公司主推的极化码方案就被3GPP所采纳，成为5G三大场景之一的“增强型移动宽带”场景的控制信道编码标准。

而在这样的成绩背后，中国的5G之路，走的并不安稳。早在2018年11月，美国就发放了第一批5G牌照。一个月之后，美国AT＆T运营商宣布5G正式商用。随后不到半年的时间，美国Verizon、Sprint、T－mobile等运营相继宣布5G正式商用。紧跟美国步伐的是韩国、英国、瑞士，然后才是中国。尽管知道美国用4G嫁接NSA 网络的“假5G”方式十分不成熟，并不能做到低时延与高容量的真5G特征。但是美国的抢跑，依旧令中国当时的整个通信产业都笼罩在了一种焦虑的氛围之中。

当时的业界存在两种声音。一种声音是要坚定不移地走SA建网道路。其理由是，美国人使用NSA是因为低频资源缺乏，都被军工或其他领域占用。剩下来的高频资源毫米波在连续传输中有明显的缺陷，一是覆盖范围小，二是很容易被干扰、断掉。如果美国人等着低频资源的重新划分，那就势必被中国远远落在后面。所以，我们没必要跟着美国“错误”的路线走。而另一种声音则是各产业领域需要尽快看到5G商业化的可能性，特别是我们的NSA技术和标准都已经这么成熟的前提下，完全没必要等SA。

在这样的压力下，2019年6月，工信部向中国移动、中国电信、中国联通、中国广电颁发了4张5G牌照，其频谱资源均是中低频段，特别是中国移动获得了2．5GHz低频段频谱资源。中国的加入，立刻将全球5G建网大赛推向了一个小高潮。根据中国三大运营的规划，2019年中国移动将建5万个5G基站，中国联通建为4万个，中国电信4万个，三者相加总计13万个5G基站。如果这一目标实现，中国将领先于其他国家的建网速度。

可问题也随之浮现，一是在4G投入都还没收回成本的情况下，5G建设的钱从哪儿来？二则是如果先建设NSA网络，运营商便需要考虑如何在短短的NSA与SA过渡期内，实现NSA建网投入的成本回收，而这是几乎不可能做到的。因为基于4G现有网络的NSA非组网，无法升级至SA的场景特性。比如不可能具备低时延、高容量特性，也无法很好的支持边缘计算和切片技术，而后者才是真正的5G。这意味着当SA时代来临时，对NSA的投入都将打了水漂。中国作为一个人口与面积的超级大国，是无法承受这样的资源浪费的，所以我国只能选择跳过NSA这个伪5G，直奔SA这个真5G而去。

从2013年2月成立5G推进小组，绘制“5G之花”的技术指标，“过堂”ITU标准、测试示范网，到2019年6月颁发5G牌照，NSA建网，再到2019年9月20日工信部苗圩部长明确2020年正式大规模投入独立组网SA的5G网络，中国5G已经来到了一个新的节点。在这个节点后，有自动驾驶、有远程控制、有人工智能、有远程医疗。如何让各行各业与5G相结合，产生更大的想象空间与作用，是中国与世界共同面临的发展难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