北电网络消亡十年祭
作死才能真死
接任罗世杰的是财务官邓富康,这个人选鲜明反映了董事会的心思:罗世杰一味追求技术,导致公司负担太重,因此找个懂财务的 CEO 才能把握收支平衡。然而他们万万没想到,技术专家罗世杰只是犯了激进的错误,懂财务的邓富康却是花花肠子,胆大包天地走上违法道路。
邓富康接任时信誓旦旦保证两年内扭亏为盈,果然到了 2003 年,公司实现了一季度 5400 万美元的微弱盈利。虽然利润不高,但对于长久深陷亏损泥潭的北电来说,还是一个振奋人心的好消息,高管们立刻得到了高达 1900 万美元的奖金。
然而,这一切太过顺利的发展引起了独立审计师德勤会计师事务所的怀疑,通过一系列寻根溯源的追查,德勤终于曝光了令人眼花缭乱的财务游戏背后,其实掩藏着2亿多美元的亏损。
这一次就不再是商业错误的小问题了。上市公司的财务丑闻,在欧美严苛的证券法规下几乎等同于死刑判决。邓富康,这个愚蠢决策的始作俑者,被立刻扫地出门。然而北电不得不继续为 CEO 的胡作非为付出代价。经过冗长的调查,起诉,调解,最后支付近 10 亿美元的代价后,终于解决丑闻的北电网络,也耗尽了全部的元气,死亡只在眼前了。
曾经骄傲屹立的北电门墙,此刻却如同墓碑
最后一任CEO是迈克·扎菲罗夫斯基,一位曾经拯救过摩托罗拉的明星经理人。在走马上任时也曾豪言“我接手任何一件事,都绝不会在它状况糟糕的时候放手“。为了拯救北电,他四处奔走寻找投资商,但不幸的是,所有人都被庞大的债务吓到了,他们只想买下想要的业务,谁也不敢接盘整个公司。最后,就连最终希望加拿大政府也拒绝伸出援手,因为财务丑闻早已激怒了他们。
末代CEO扎菲罗夫斯基
终于,2009 年1月14日这个命运终极日到来了,北电网络董事会全体通过了破产保护申请。
职业经理人之殇
但故事还没有结束。
八个月后,早已离职的扎菲罗夫斯基又回来了,这一次他只办一件事 - 讨要 1225 万美元的养老金、薪金、红利和其他一些款项。在他看来,正在被肢解分块出售的北电网络马上就会被债权人瓜分,此时是参与分赃的最后机会。尽管他一手导演了北电的最后落幕,此时竟也毫不脸红地打扮成了受害者的样子。
这个历任通用,摩托罗拉和北电高层职位的明星经理人,最后却留下了如此难看的吃相。
其实历数这场作死大戏的关键节点,几乎都是职业经理人犯下的错误。从激进莽撞的罗世杰,到铤而走险的邓富康,最后是自私自利的扎菲罗夫斯基,为何本来优秀的职业经理人忽然就丧失了水准呢?
这当然并非是北电网络有什么魔咒,而是职业经理人的治理制度本身就有了问题。
职业经理人不是企业创始人或老板,说到底也只是请来的高级打工仔。因此对公司不一定有深厚的感情,非得与公司共进退。我们常常能看到,欧美大企业的管理层互相之间流动非常频繁,这样的结果是职业经理人自成为一个圈子,有自己的利益。这种利益与所任职公司的利益并不一致。
职业经理人的考核一般是短期的业绩目标,特别是对股东的回报。这样就导致两种类型的经理人,一种是罗世杰这样的赌徒型,以激进的扩张来追求短期业绩的繁荣。从资本市场得到回报的股东自然就会奉上丰厚奖金。万一搞砸了,也不过走人再换个公司而已。毕竟不是自己的产业,冒险成功的回报远大于失败的损失,何乐而不为?
另一种则是类似邓富康的保守型,追求稳定谨慎,确保不出错,安安稳稳到退休。把业绩当成最重要的工作目标,在关键时刻,为了考核成绩竟至于在财务上动手脚。
这种或激进或保守的职业经理人,正是当今欧美国家很多百年老店陷入困境的最大原因。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,诞生于硅谷的很多新创公司却生机勃勃,原因无他,这些新公司的老板就是创业者本人,他们是拿着自己的钱在做决策。
自由经济学家弗里德曼有句名言:
花自己的钱办自己的事,既讲节约,又讲效果;花别人的钱,办别人的事,既不节约,也没有效果。
KPI,还要肆虐多久
职业经理人也不是天然的坏人。当我们看到一个群体都出现问题时,必然要追问到制度上来。
前面已经说过,职业经理人受制于业绩目标,会做出与公司长远利益不符的决策,而其他岗位又何尝不是这样?
KPI 制度,这个本来以科学客观著称的考核体系已经衍生出越来越多的问题了。
研发部门一味追求新技术,不在乎成本和市场接受度。销售部门只顾多卖货,不惜违背商业道德和损害客户利益。行政部门为了刷存在感而一遍遍折腾诸般规章条例,想必各位职场中人都有所体验。
即使到了高管层级,各方面的领导抢功争利,派系斗争,更是举目皆然。
最后公司出了问题,一追查,却个个部门都达标,人人都没错,这到底谁之过?
这些现象的出现,不说全部,至少很大程度源于考核制度所致。
KPI 制度将企业长远目标分解为一个个具体的,客观的可考核指标,虽然有利于对员工的工作监督,但这种分解却会导致一个后果 - 分解指标的总和会偏离原本的目标。
因为企业管理不是物理过程,分解后的部分会产生自己的利益诉求,会生长出自己的基因,为了实现利益繁殖,会侵蚀整体的生长空间,如同癌细胞在身体的扩散一般。很多大企业所谓的官僚气息正是来自于此。
如何解决这个问题?我们先看一则罗辑思维公众号提到的例子。
有一个问题,就是如何用一把枪里的十颗子弹来统治一百个人?
这问题有很多种答案,通常的思路都是威慑。但是,所有的威慑工具都有三个副作用。
第一,有人面对威慑,会过度执行命令,让命令偏离了本来意图。
第二,有人会利用这个威慑来谋取自己的私利。
第三,有人会惦记抢走你这把枪。这就反而会危及你自己。
更有趣的答案是,召集这 100 个人,告诉他们我的枪里有 10 颗子弹,但是我不准备用它来奴役你们,然后向天上连放 9 枪,说最后一颗子弹,我留给自己。如果这次任务完不成,我就开枪自杀。
这听起来有点匪夷所思。但是很多创过业的人都知道,往往不是你能造福谁或者威胁谁,而是这件事做不成,领导者自己会先承担巨大的损失。
这背后的原理是什么?
其实就是人的同理心。大多数正常的人都有对他人感同身受的同理心。这既是同情的来源,也是团结的基石。领导团队的时候,首先把自己的责任摆在最前面,不给自己留后路,才能激励其他人真正为团队着想。
职业经理人体制正是存在这样的缺陷。经理人拿着高薪,享受着优渥的福利,但在搞砸后还可以全身而退。这样如何能让下属发自心底地效忠呢?
对企业的员工也是如此。既然决定他利益的纯粹是上司制定的几个指标,那么合理的做法就是把全部工作都围绕这些指标进行。但这种理想化的激励方式,在复杂的现实中一定会催生很多问题。譬如死板的流程,冗长的决策,不愿负责的文化.
然而,要打破这种考核体系谈何容易,往往领导者先要从自己革命起,世上又有几人做得到呢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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