从国家战略浮出水面的第一天起，运营商从未停止过对战略资金的呼吁。2012年4月，工信部曾组织业内专家在江苏讨论商议：将三大运营商每年的税收拿出一部分作为战略资金，但该方案被财政部否决。其后，国家战略一拖再拖，战略资金也逐渐杳无音信。

　　2013年初，工信部举行宽带普及提速总结大会，会议中王晓初诉苦称：“城市地区，巨额投资难以产生新的收入；房地产、物业对运营商进驻小区、商业楼宇收取高额的入场费、宽带收入提成费的现象仍时有发生。而在农村地区，运营商新建宽带网络亏损，企业投资及成本压力加大。”至此，中国电信已经走过来了宽带中国的那些弯路。

　　8月，国家战略出台，并提出启动普遍服务基金。但一位运营商内部人士这样评价普遍服务基金：“谁要啊，多年前给，我们就没要；没有普遍服务基金，我们还能赔本赚吆喝，有了普遍服务基金，肯定赔本不说，吆喝也没有了。”在他看来，普遍服务基金最终结果也肯定是“大头还是运营商出，国家只补贴很小的比例，与其如此不如不要。”

　　当然，除资金之外，国家战略要求有关部门对通信设施的物业壁垒、城市建设规划、环境审批等等环节进行优化，但这些环节都牵扯到错中复杂的利益关系，“结果未必乐观。”

　　或许，日后国家战略终究会逐渐成熟，功在千秋；但从一开始，运营商就希望国家战略能立竿见影、利在当下。失望的运营商，不得不重新定位宽带中国。走过来所有弯路的运营商，或许能重新考虑市场经济。

　　穷则思变

　　最早呼吁转型的并付诸实践的，是产业链的厂商。因为，这两年运营商担负的经济压力也变相转移到他们身上，把他们压得喘不过气。

　　穷则思变。不过，相比于身处庐山的运营商，众多厂商相对容易看清这些失误的本来面目,对于已经十分成熟的宽带产业，进一步发展的空间无非是开源、节流。

　　“如果运营商不能通过这次宽带提速赚到钱，那么我们的日子就会难过。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。”2012年中国电信的PON集采可以说是这一真理的直观体现。

　　这次集采让所有陪着运营商一起疯狂的企业尝到了苦头，“规模效应”带来的成本下降远远赶不上运营商的压价幅度。令人记忆深刻，宽带领域的王者华为此次中标不足10%，而也中兴有史以来第一次在新闻宣传中为华为不惜笔墨：“我们的友商，这次连10%的份额都没拿到。”或许，中兴在事后会羡慕华为，后来中国电信科技委主任韦乐平告知记者：“中兴每卖一个ONU就赔20块钱。”订单越大，赔的越多。

　　此时，先知先觉的企业已经清醒。2012年，在FTTH的天下里,华为返璞归真地开始推广其VDSL2技术，这一年，华为宽带也只宣传了一个解决方案——Vectoring，据介绍,Vectoring可以充分实现铜缆利旧，节约提速成本，同时在开通速率等方面也胜过FTTH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