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产教融合是产业与教育深度合作、相互融通的一种全新生态体系，能够促进教育链、人才链与产业链、创新链有机衔接，加速教育界和产业界各种资源要素互相转化、互相支撑，有效提升教育质量、推进产业转型升级、助力科技自立自强。”在今年全国两会上，全国人大代表、中国移动董事长杨杰提出了“深化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产教融合 助力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”的建议。

杨杰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，深化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产教融合，不仅有利于满足“产”和“教”双方的迫切需求，更有利于推动科技自立自强、促进教育高质量发展。

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迫切需要深化产教融合

一边是理论研究和人才培养的沃土，一边是科技创新和价值创造的前沿，教育和产业在数字时代不仅需要有效衔接，更需要深度结合、融通发展。党和国家高度重视产教融合，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了深化产教融合的重大改革任务。

杨杰表示，“新一代信息技术已成为全球科技竞争的战略制高点。深化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产教融合，对于落实国家产教融合重大决策部署、加快新一代信息技术融合创新和应用突破、推动经济社会转型发展，具有重要战略意义。”

在产业方面，信息通信业发展遭遇理论瓶颈，“香农定理”“摩尔定律”趋于理论极限，高端芯片、自主操作系统等“卡脖子”难题依然突出，可编程区块链、脑机接口等前沿技术原始创新能力不足，亟需与教育各学科领域深度融合，推动新一代信息技术理论创新和技术突破。

在教育方面，数据要素的高效流转可挖掘出超越人类认知极限的“第四范式”知识，有利于打破制约创新的传统范式和路径依赖，促进新思想、新理论、新知识、新技术不断涌现，而企业作为生产、存储、运营数据的重要主体，不仅拥有高校所不具备的海量数据，还掌握业界领先的技术手段和设备资源。可以说，高校也亟需与行业企业深度融合，实现数据资源共享，推动新一代信息技术在各学科广泛应用。

记者了解到，近年来，尤其是在落实国企改革三年行动的过程中，中国移动与高校、科技创新型企业不断探索新型联合研发模式，发布“联创＋”计划，绘制“研发合作能力图谱”，打造“合作伙伴库”，累计共建12个高校联合研发载体和8个企业联合实验室，逐步构筑起开放合作高地。

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产教融合面临三大问题

经过多年探索实践，我国在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产教融合方面已取得初步成效，但在深入推进过程中仍面临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和挑战。通过长期实践、走访、研究，杨杰认为，这些问题主要聚焦在三个方面。

首先，产教融合顶层设计和配套措施尚不完善，制约校企双方深度参与合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。一是在政策落实方面，近年来，我国出台多份产教融合政策文件，产教融合的顶层设计已基本确立，但由于政策涉及单位多、层级跨度大，跨单位、跨层级的统筹协调责任未明确，导致部分政策较难落地。二是在管理制度方面，虽然前期政策对产教融合各方的责权利作了清晰界定，但在实际推进过程中，由于缺乏相关制度法规的刚性约束，导致各方主体参与程度不同，技术创新、成果转化等相关权益难以有效保障。三是在配套措施方面，前期产教融合政策已涵盖金融、财政、土地、信用等配套激励措施，但由于缺乏具体的实施细则，导致地方政府难以推动执行，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各相关方深度参与产教融合的意愿和热情。

其次，高校人才培养供给与产业发展需求尚不匹配，产教融合精准对接的广度和深度亟待提高。一是在人才培养方面，校企双方信息沟通仍不顺畅，高校人才培养的类型、层次、质量与企业需求仍有较大差距。如通信、数学、计算机、集成电路等跨学科的复合型高端人才稀缺。二是在课程体系方面，课堂教学仍以理论知识为主，实验实践课程安排相对不足，通信工程、人工智能等教材内容滞后于产业发展，导致学生纵深研究和实操能力有所欠缺，难以直接胜任企业岗位。三是在师资队伍方面，高校教师理论研究能力普遍较强，但专业实践能力相对较弱，将理论转化为技术并进一步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能力不足。四是在教学资源方面，高校实验设备和实训环境落后于产业发展，与行业头部企业有明显差距，学生在校内难以接触到产业前沿技术、先进工艺和设备。

再者，校企合作仍处于较浅层次，产教融合互利共赢的长效机制尚未完全建立。一是在合作方面，当前校企合作仍以书面协议、开设讲座、学生实习，及“点对点”合作办学为主，人才双向流动、校企协同育人、科技成果转化等深层次合作尚显不足。二是在机制方面，由于产教融合涉及政府、行业、企业、高校等多方主体，且各方利益诉求差异较大，现有合作模式下，企业需承担人才培养、资源投入等大量额外成本，导致“校热企冷”的现象普遍存在，多方互利共赢的合作机制尚未形成。